第五章 明朝亡于流寇,还是厂卫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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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监：皇帝聚敛财货的爪牙
　　万历以下诸帝把家族的财富比国家的富强看得更重要，努力积聚，为纵情享乐计。但是国家的财政有定额的支配，皇帝只能夺取一部分过来，为着内库的充积计不能不另外想法去收敛财货，除了可以公开的进奉献纳及临时的征发如大工大婚的费用外，皇帝也收受贿赂、捐款，更不时地想法加罪臣下，目的是为籍没他们的财产，例如万历初年张居正、冯保的得罪，张鲸的因献财免罪，天启时代的追赃。
　　皇帝聚敛财货的爪牙是太监，太监代表着皇帝剥削民众和官吏，在刘瑾用事的时候，“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”。有许多官吏因为不能照规定的数额进贿，甚至自杀。魏忠贤用事的时候，朝中宰执卿二都甘愿做他的义子干儿，有“五虎”“五彪”“十狗”“四十孙”之目。自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以后，到处派税使矿监，“大珰大监，纵横驿骚，吸髓饮血，以供进奉。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，生灵涂炭矣”。这一些皇帝代表的作恶情形，如《明史·陈增梁永传》所记：“大作奸弊，称奉密旨搜金宝。募人告密，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，所破产什倾家。杀人莫敢问。”陈奉在荆州，恣行威虐，每托巡历，鞭笞官吏，剽劫行旅。其党至人民家，奸淫妇女，或掠入税监署中。马堂在临清，诸亡命从者数百人，白昼手银铛夺人产，抗者辄以违禁罪之。中人之家，破者大半。梁永在陕西尽发历代陵寝，搜摸金玉，旁行劫掠，所至邑令皆逃。税额外增耗数倍。二十年中所遣内官到处苛削百姓，引起民变，毒遍天下。这种情形，皇帝不是不知道，但是他却故意放纵，来收受他的代表所剥削的十分之一的残沥。《明史》说：“神宗宠爱诸税监，自大学士赵志皋、沈一贯而下，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，悉寝不报，而诸税监有所纠劾，朝上夕下，辄加重谴，以故诸税监益骄。”
　　残暴不仁的仕绅阶级
　　皇帝太监之下，便是皇族、官吏和绅士。明代是以八股文取士的，人们只要认得字，凑上几段滥调，便很容易从平民而跃登特殊阶级，加入仕绅的集团，文理不通的只要花一点钱捐一个监生，也可仗着这头衔，不受普通人所受的约束，翻转头来去剥削他从前所隶属的阶级。他们不但没有普通农民被派定的负担，并且可以利用他们的地位做种种违法的事，小自耕农受不了赋税的征索，除了逃亡以外，便只能投靠在仕绅阶级门下做佃户，借他们做护符来避免赋役。往往一个穷无立锥的八股作家，一旦得了科名，便立地变成田主，农民除了中央政府、地方官吏的两重负担外，还需做就地豪绅的俎上鱼肉。这般科举中人一做了官，气焰更是嚣张，连国法也奈何不了他们。《明史·杨士奇传》：“士奇子稷居乡，尝横暴杀人，言官交劾，朝廷不加法，以其章示士奇。又有人发稷横虐数十事，乃下之理。”《梁储传》：“储子次摅为锦衣百户，居家与富民杨端争民田，端杀田主，次摅遂灭端家二百余人。武宗以储故，仅发边卫立功。”宰相的儿子杀人纵虐，都非政府所能干涉。杨端用大地主的地位杀小田主，梁次摅以大绅士的地位杀两百多人，大不了的罪名也只是充军。《姬文允传》：“白莲贼徐鸿儒薄藤县，民什九从乱。知县姬文允徒步叫号，驱吏卒登陴不满三百，望贼辄走，存者才数十。问何故从贼？曰：祸由董二。董二者，故延绥巡抚董国光子也，居乡贪暴，民不聊生。”王应熊做了宰相，其弟王应熙在乡作恶的罪状至四百八十余条，赃银一百七十余万。温体仁、唐世济的族人甚至做盗，为盗奥主。土豪汤一泰倚从子汤宾尹之势，至强夺已字之女，逼之至死。戴澳做顺天府丞，其家便怙势不肯输赋。茅坤的家人也倚仗主势横行乡里。陈于泰、陈于鼎兄弟的在乡作恶，致引起民变。勋贵戚臣甚至惟意所欲，强夺民田，弘治间外戚王源令其家奴别立四至，占夺民产至二千二百余顷。嘉靖中泰和伯陈万言奏乞庄田，帝以八百顷给之，巡抚刘麟、御史任洛复言不宜夺民地，勿听。武定侯郭玹夺河间民田庐，又夺天津屯田千亩。潞简王庄田多至四万顷。
　　为所欲为的官吏
　　明代官俸之薄，是历史上所仅见的。据《明史·李贤传》当时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实支仅一石，当时米一石折钞十贯，钞一贯仅值钱二三文，由此知指挥使一月所得不过二三十文。推而上之，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，折钱也不过七八十文。正七品七石，每月俸饷更仅可怜到只有二三文钱了。其后又定官俸折银例，虽然稍微好一点，可是专靠俸饷，也非饿死不可。况且上司要贿赂，皇帝要进献，太监、大臣要进献，家庭要生活，层层逼迫，除了剥削民众以外更没有什么办法。要做好官，便非像潘蕃那样，做了若干年的方面大臣，罢官后连住宅也盖不起，寄住别人家终老。海瑞扬历内外，死后全部家产只有一两银子，连买棺木也不够。这些自然是可忽略的例外，大多数官吏很容易寻出生财的大道。
　　贪赃不用说了，许多官吏或他们的戚党宗族同时也是操奇计赢的大商人。他们可以不顾国禁，到海外去贸易番货；他们可以偷关漏税，经商内地；他们可以得到种种方便，去打倒或吞并其他无背景无势力的小商家。他们独占了当时最大的企业盐和茶业。他们有的广置店房，例如郭勋在京师的店舍多至千余区。他们也放高利债，例如会昌伯孙忠的家人贷钱给滨州的人民“规利数倍”，有司为之兴狱索偿。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可以科私税，他们为着自己的经济利益可以左右政局。《明史·朱纨传》：“初明祖定制，片板不许入海。承平久，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、葡萄牙诸国入互市。闽人李光头、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，司其质契，势家护持之。”由海外贸易而引起倭寇的侵掠。朱纨巡海道下令禁止出海，福建人一旦失了衣食的贸源，仕绅阶级失去不费力而得的重利，联合起来排斥朱纨，福建人做京官的从中主持，结果是朱纨被劾落职自杀，倭寇的毒焰自此遂一发不可收拾。启祯间郑芝龙以海盗受招抚为朝廷官吏，独占海外贸易，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，每一舶例入三千金，岁入千万计。
　　顺势而生的“流寇”暴动
　　贵族、太监、官吏和绅士所构成的上层阶级一方面自相剥削，一方面又联合地方种种方式去剥削农民。高高在上的穷奢极欲，夜以继日，皇帝大臣们讲长生，求“秘法”，肆昏淫，兴土木，绅士、豪商和其他有闲分子更承风导流。妓女、优伶、小唱、赌博、酗酒，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要素。昆曲和小品文发达正是这时代性的表现。假如一部文学作品是可以做一个时代的象征的话，那就是《金瓶梅》。另一方面，农民却在饥饿线下挣扎着，被力役、赋税、苛捐、盗匪、灾荒、官吏、乡绅逼迫着；他们忍耐了几辈子，受苦了几十年，终于等到了大时代的来临，火山口的爆发，从火光血海中，仿佛看见自己的出路！他们丧失了，或被天灾所迫而舍去了耕地，便成为流浪的难民。他们即使能找到别的工作，也仍不免于冻饿。据《徐氏庖言》卷一：“都下贫民佣一日得钱二十四五文，仅足给食。三冬之月，衣不蔽体。”他们有生存的权利，有要求吃饱的权利。我们试一考查当时的米价：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苏州米一石一两二钱。
　　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苏州粮一石折银一两有余。
　　四年（1631年）延绥斗米四钱。
　　十年（1637年）苏州冬粟每石一两二钱，白粟一两一钱。
　　十三年（1640年）山东米石二十两，河南米石百五十两。苏松米每石一两六钱，秋杪糙米至每石二两。
　　十四年（1641年）山东临清米石二十四两，苏州白米每石三两零。
　　十五年（1642年）苏州米每升至九十文有零。
　　这虽是一个简略的统计，并且只是几个地方在荒歉时的情形，不过也可由此窥见当时农民苦痛情形的一斑，由此以例全国，大概是不会相距甚远的。
　　在这种情形下的农民，陡然遇见了得救的机会，即使不是很可靠的机会，也会毫不迟疑地抓住，牺牲一切，先去填饱肚皮和打倒过去曾压迫过他们的敌人，这机会便是腐溃了几十年的社会经济所产生的“流寇”暴动。
　　明末“流寇”的必然兴起
　　明末流寇的兴起，是一个社会组织崩溃时必有的现象，如瓜熟蒂落一般。即使李自成、张献忠这一群农民领袖不揭竿而起，由那贵族、太监、官吏和绅士所组成的压迫阶级，也是要被它脚底下踏着的阶级所打倒的。阶级的对立，在当时已经有人看出。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正月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奏道：“臣闻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今天下不安甚矣，察其故原于不均耳。何以言之？今之绅富，率皆衣租食税，安坐而吸百姓之髓，平日操奇赢以役愚民而独拥其利，有事欲其与绅富出气力，同休戚，得乎？故富者极其富而每至于剥民，贫者极其贫而甚至于不能聊生，以相极之数，成相恶之刑，不均之甚也。”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，仕绅阶级利用他们所有的富力和因此而得到的政治势力，加速地把农民剥削和压迫，农民穷极无路，除自杀外只能奋起反抗，用暴力来推翻这一集团的吸血鬼，以争得生存的权利。
　　流寇的发动和实力的扩展，自然是当时的统治者所最痛心疾首的。他们有的是过分充足的财富；舒服、纵佚、淫荡、奢侈的生活。他们要维持现状，要照旧加重剥削来增加他们生活上更自由的需要。然而现在眼见要被打倒，被屠杀了，他们不能不联合起来，为了他们这一阶级的安全。同时，为着个人利害的冲突，这一集团的中坚分子，彼此间还是充满了嫉妒、猜疑……钩心斗角、互相计算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农民是欢迎流寇的，因为是同样在饥饿中挣扎性命的人。他们自动做内应，请流寇进来。河曲之破，连攻城的照例手续都用不着。据《绥寇纪略》卷一：“辛未（1631年）二月，上召辅臣九卿科道及各省盐司于文华殿。上问山西按察使杜乔林曰：河曲之城，何以贼到辄破？乔林曰：贼未尝攻，有饥民为内应，故失守。”和统治者的御用军队的骚扰程度相较，农民宁愿用牛酒来欢迎流寇：“樊人苦左兵淫掠，杀槁桔燔烧之，良玉怒，夺巨商峨艑重装待发，身率诸军营于高阜。汉东之人，牛酒迎贼。”
　　官兵不敢和流寇接触，却会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报功。到这步田地，连剩下的一些过于老实的老百姓也不得不加入反抗者的集团了。据《烈皇小识》卷四：“将无纪律，兵无行伍，淫污杀劫，惨不可言，尾贼而往，莫敢奋臂，所报之级，半是良民，民间遂有贼兵如梳，官兵如栉之谣，民安得不为盗！盗安得不日繁！”
　　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，《平寇志》卷二记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奏：“皇上赫然震怒，调兵七万，实不满五万，分之各处，未足遏贼。凤阳焚劫四日而马扩至，归德围解三日而邓玘来，颍毫安庐之贼返旆而北，尤世威等信尚杳然。至贺人龙等到处淫掠，所谓贼梳而军栉也。”
　　在到处残破、遍地糜烂的景况下，统治者为了军费的需要，仍然盲目地加重农民的负担，左捐右输，逼得百姓不能不投到对面去。《平寇志》卷八说：“崇祯十七年二月甲戌，贼遣伪官于山东河南州县。先遣牌至，士民苦征输之急，痛恨旧官，借势逐之。执香迎导，远近若狂。”也有不愿和统治者合作，消极地不肯抵抗“流寇”的。“宣府陷，巡抚朱之冯悬赏守城，无一应者。三命之，咸叩头曰：愿中丞听军民纳款。之冯独行巡城见大炮，曰：汝曹试发之，杀贼千百人，贼虽齑粉我，无恨矣。众又不应。之冯自起燃火，兵民竟挽其手。之冯叹曰：人心离叛，一至于此。”在一些地方，百姓一听见流寇不杀人，且免徭赋，高兴得满城轰动，结彩焚香去欢迎流寇进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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